【南强红笺】陈松生的“舍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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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强红笺】陈松生的“舍命书”

　　危急时刻，面对党组织发出的“撤离”通知，陈松生用这样一句话作出回应。透过这简单朴实的话语，一个不惧牺牲、以身许党的共产党人形象屹立在我们眼前。

　　陈松生，1909年生，福建南安人，缅甸归侨，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他于1935年任厦大数理化阅览室管理员，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长汀城区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松生与厦门抗敌后援会干部许展新等发起组织鼓浪屿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他随厦大迁往长汀县，与蔡清、郑奇方组成一个党支部，陈松生任组织委员。

　　在长汀时，陈松生利用收管实验室仪器工作之便利，主动联系职工和学生进行交流，成立“读书会”，用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探讨革命和抗日救亡的道理。他说：“中国要救亡图存，取得独立自由，只有靠毛泽东同志和不畏艰苦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得邻邦苏维埃的帮助。”久而久之，“读书会”渐渐成为了一个团结教育工友的革命外围组织。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例如通过郊游、野餐、远足，传播革命火种，团结同志。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奉命北上抗日，途径长汀之时，陈松生发动了一批职工和学生参加了孙中山纪念日长汀各界大会，并拜访了张鼎丞司令员和邓子恢政委。二支队离开长汀时，陈松生又发动学生开展欢送集会。他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他们(指二支队)的民主生活，比方当官的可以替伙夫挑水……”“张鼎丞很朴素，穿的是草鞋，跟士兵一样生活。”在启发教育群众这一方面，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二支队全体将士抗日誓师大会

　　1939年初，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的三个团员施超然、纪洪谋、刘福贞被派到长汀搞“民教”运动，陈松生发起主持“厦青团三志士”欢迎会，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假合作，真反共”的丑恶勾当。同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陈松生组织发起“草原社”，在《中南日报》上开辟副刊，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陈松生的种种革命举动，都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在眼里。国民党特务把陈松生列为盯梢、跟踪的对象，甚至在他的住处安插专门人员监视、窃听。

　　有一次，《草原》副刊登载了一篇批评当地县长的文章，随即便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一次次警告，副刊也被勒令停刊。对此，陈松生没有丝毫惧怕，只有满腔愤慨与鄙夷。他向朋友们表示，他将不顾一切，继续干下去。他膝下有二儿一女，妻子杨金莲当时在南安金淘时潮小学任教。此刻，家庭和妻儿，他都顾不上了。他说：“人家说：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我也这样想。”

　　1939年夏，情况变得愈发危急起来。长汀另一个地下党支部书记范绍辉同志通过厦大工友林开尧，劝说陈松生暂时离开长汀。面对特务的监视、威胁和党组织发出的“危急，离开”的通知，他常常对同志说：“千难万难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时刻准备牺牲，以小我求大我。”他还说：“既然他们只注意到我，如果我离开了，反而可能使他们发现新的目标。就是牺牲，我也要牺牲在这里!”从此，不管收到怎样的恐吓信，他总一笑置之。

　　1939年8月14日夜，黄家庙宿舍外，几个密探将刚刚外出归来的陈松生掳走。不久，西门外隐隐传来一阵枪声。就这样，陈松生牺牲在反动分子的枪口之下，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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